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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本的操控下于南京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时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因其机构“汪伪政权”的名头早已坐实，故汪精卫麾下所率的一干部将都被人叫做“伪军”。在日军的驱使下，汪精卫命令他的部众做了许多为害一方的举措，其丑陋嘴脸被国人所不齿。
在汪伪政府甘做日军喉舌，不惜出卖自己良知的同时，也有着许多仁人志士悍不畏死地打入了敌人的内部做内应，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展开着工作，及时地为抗日队伍提供着宝贵的情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双重间谍，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在艰辛拉锯了十多年，终于在最后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由于卧底工作充满了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这些“孤胆英雄”往往都会采用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物品来传递情报。时任汪精卫政府伪七师中将师长的施亚夫，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在1942年，施亚夫仅用了一包香烟便斩杀了一名千里之外混入苏中军区的奸细。他的这一举动既拯救了一大批新四军的高级干部，又顺势肃清了新四军内部。不仅如此，由于他在会上和小林信男曾进行过一番说辞，居然还因此歪打正着地帮他获取了日军高官的信任，真可谓是一石三鸟之计。
1942年11月，汪精卫为配合日本的侵略恶行，推出了一系列的亲日政策，而一场“清乡运动”也就此在苏中南通地区拉开了序幕。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和汪精卫经过一番谋划之后，按照区域划分迅速便制定出了一套严密的计划。
施亚夫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多年，对“清乡运动”这种思想舆论战自然是深恶痛绝，而他本人恰好又是南通人。在得知这一情报后，国仇家恨交织在一起，更是让施亚夫鼓足了干劲，坚决要破坏这场惊天的阴谋。
施亚夫火速派人将这个情报通报给了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粟裕看罢情报，立即决定通知各地委、军分区、旅的负责干部到南坎开会，研究布置反清乡，从而力图粉碎敌人的这一计划。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时的新四军中也有一名日本特高课的卧底悄无声息地渗透了进去，甚至还混成了新四军的报务员。卧底一并将南坎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人员和议会主题密电告知了南通日军最高司令官小林信男。
小林信男收到密电后便立即召开了场紧急会议，准备将参加反清乡会议的新四军高级干部在路上给一锅端了。这场紧急会议的目的一旦得逞，将会有大批新四军的领导干部危在旦夕，这样势必会对抗日反侵略斗争造成一场沉重的打击。
但十分凑巧的是，施亚夫作为伪七师的师长，正好有幸参加了日军的关于此次行动的会议。同时在这场会议上小林信男也兴奋过了头，会上这位日本司令官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更是直接暴露了共军内部有日军卧底的秘密。
作为一个双面间谍，此时的施亚夫既要不动声色地想办法给新四军，同时又为小林信男消息的灵通快速程度而迷惑不解。会议间隙他急忙冒着风险，火速给情报站传了讯，直到在听到小林信男的话后，方才还百思不得其解的施亚夫才明白，原来南坎会议消息走漏的原因是新四军内部居然混进去了一个奸细，今儿这会议可真是来着了，既保了干部还抓了奸细，一炮双响。
回到师部的施亚夫不顾旅途疲劳，立即将这一最新情报写成小纸条连夜派人送到了刘桥情报站。连续接到两封情报的苏总军区司令粟裕更是反应迅速，他立即派骑兵通知正在返程的各单位领导，要他们改变行程路线，并命令所有电台暂停发报，避免敌人用测向器跟踪位置。与此同时苏中军区保卫处也接到了相应的命令，势要肃清内部，严查奸细。
当时的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是从水路来开会，已从水路返回，骑兵追到海岸时他已经下海远去。情况万分危急，此时弶港已有日军重兵埋伏等候，若是任由事态这么发展下去管文蔚定然是十死无生。粟裕得报后马上通知管文蔚返程路线上的新四军、游击队，乘船下海寻找管文蔚。
大海茫茫，找寻管文蔚的船只在足足追了三天，也始终没有见到管文蔚所乘坐的船。直到第四天管文蔚一行才终于被伪装成渔民的搜寻小分队发现，而那里距离日伪设伏的上岸地点已不足三十公里。管文蔚见到渔船上的渔民向他们猛挥渔网，当即反映过来是示警，毫不犹豫地改变了上岸路线，这才得以安全返回驻地。
而那个潜入新四军内部的奸细也在半个月后被秘密查处，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小林信男的追杀计划也因此落了空。不仅如此，由于我军的众多情报人员不遗余力地在时时传递情报，导致日伪先后几次合谋清乡作战计划都惨遭夭折，折戟沉沙。
卧底工作是十分危险的，然而施亚夫却总能在敌人后方游刃有余，除了胆大心细之外，运气无疑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在施亚夫成功打入汪伪政府后不久，就曾因为业务不熟练，从而发生过一次情报误送事件，当时的这场大乌龙一时间弄得双方都哭笑不得。
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内部便发生了决裂，蒋介石与汪精卫二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汪精卫无法看清当时的局势，更不甘心屈居于蒋介石之下，决定转而向日军摇尾乞怜，并与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协议——《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至此便正式成为了日军的“奴才”，成日与其沆瀣一气为害一方。
当时汪精卫为了在日军那里博得重视，正想方设法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此举正好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1940年，党组织决定让施亚夫率领其手下的部队，不惜一切手段，获得汪精卫和日军的信任，继而为我党的抗日事业做贡献。
在施亚夫被汪精卫成功“收编”之后，便参与了汪精卫所举办的将校集训班。集训班就设在南京中华门外岔路口，在集训期间每逢节假日汪精卫都会邀请施亚夫到汪公馆做客。
施亚夫博学多才，不仅琴棋书画样样都懂，而且还善于研究兵法，堪称是一名儒将。再加上他年纪轻轻便官至中将师长，久而久之施亚夫便取得了汪精卫的信任，当时汪精卫对他十分器重，并将其视作自己的心腹。
然而施亚夫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那就是要给组织提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在刚开始的时候施亚夫只身来到这里，一个人孤军奋战，身边没有可以信任的助手，在传递情报时甚至还因此而闹出过笑话。
1941年7月初的一天，施亚夫在南通日军司令部参加了一场作战会议，在会上南浦司令官详细透露了接下来的扫荡计划：日军将出动10个联队，另有汪精卫的1.7万伪军协同作战，计划从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等地开展扫荡计划，同时向盐城新四军军部发起进攻。
这场会议一结束，施亚夫就迅速将敌人的扫荡计划这一重要情报连夜派人送到了刘桥情报站，只是这次的情报传递却出了岔子，新四军军部在战前并没有得到任何关于这场扫荡计划的蛛丝马迹。好在是部队有着丰富的侦察预警系统和反扫荡经验，很快就本着地形优势成功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计划，但事后却对施亚夫的知情未报而表示了质疑，并派人查问其中的原因。
很显然这场担心是多余的，面对着组织的询问，施亚夫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当即就表示自己是知道这场扫荡计划的，并且在会议结束当晚就已将情报送出，至于为什么组织上始终没有收到，施亚夫刚刚开始谍报工作不久，对此也十分不理解。
两边各执一词，传递情报的乌龙事件也进入了一个尴尬的地步。很显然这条刚刚成立不久的情报线尚未培养出默契。为了加强此后双方间的通力合作，也是为了给施亚夫一个合理的解释，军部在得知此事后立刻下令追查此事，决不能让奋战在敌后方的同志产生后顾之忧。
很快新四军军部便查明了事情的缘由，通报双方后每个人得知真相后哭笑不得。大家也是万万没想到，最后这岔子居然会出在施亚夫用来传递情报的媒介——香烟身上。
起初新四军城工部与施亚夫曾约定过，为了不暴露施亚夫的身份，并防止情报员叛变泄密，双方默认借助火柴和香烟来表示敌情的大小：一盒不满的零星火柴，表示敌人最近出动一个小队兵力扫荡，一满盒火柴表示敌人出动一个大队扫荡，一听大炮台香烟表示敌人出动一个联队兵力扫荡。
但这层双保险既绝对保证了施亚夫的安全，同时也阴差阳错地导致了这场情报传递的误判。这个绝密的约定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各情报站压根不知道每次的火柴、香烟究竟表示什么，他们只负责将得到的情报准时送出去。
但好巧不巧的是，施亚夫在一般情况都是送火柴。这次他却给情报站送了10听大炮台烟。其实施亚夫的真实用意是在示警，意思是10个联队的日军要开始扫荡了，但当时的情报员却误认为这烟是慰劳新四军的，于是就自作主张把收到的香烟分给几个人抽掉了，这才导致了情报误送。
这件事查明之后，为了防止再闹出这种笑话，军部就决定从新四军一师里专门派了两个有传递情报经验的党员派给施亚夫当助手。一个分配在施亚夫身边当副官，另一位分配在一三五团当副团长。施亚夫有了助手，传递情报也方便多了。
在过去的残酷的斗争总是离不开着流血和牺牲，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才有了现在的美好生活。每年人们都会去怀念那些失去生命的革命烈士，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句话也会被铭记在每个人的心中。
